据环球网报道,7月15日,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在天津隆重召开。此次会议吸引了包括9个正式成员国、12个观察员国以及5个对话伙伴国在内的共计26个国家代表参加。作为2024至2025年轮值主席国,中国方面将本次会议的主题明确聚焦于“弘扬‘上海精神’,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合作”。官方提前通报指出,会议期间将签署多项合作文件,为即将于秋季召开的元首峰会奠定坚实基础。
外交部特别指出,印度外长苏杰生此次访华行程巧妙结合了上合组织会议,覆盖了天津会议及北京的双边会谈。这种在会议期间进行独立外交访问的安排,打破了上合组织外长会以往的接待惯例,彰显了中方对中印关系的高度重视,也暗示两国亟需在多边框架之外直接面对和解决双边矛盾。苏杰生作为印度“对华强硬派”的核心人物,2023年曾公开表示“印度邻国必须选择与印度合作,否则将承担相应代价”。2024年边境对峙期间,他积极推动加强实控线的军事部署,并力主印度深度参与“四边机制”联合军演,其言论被视为莫迪政府“印太战略”的重要外交注脚。
展开剩余75%在6月初,苏杰生还在国内一次演讲中将中国定义为“战略对手”,呼吁联合西方国家共同制衡中国;然而到了6月底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,他的措辞出现明显软化,称中国是“最重要的邻国和经贸伙伴”,强调“龙象共舞”的必要性。这一在短时间内出现的外交语言转变,被国际舆论普遍解读为印度外交策略的重大调整和权衡。
作为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国,印度超过90%的电动汽车关键稀土材料依赖中国供应。自2024年以来,中国加强了对稀土出口的管控,这使得印度汽车产业面临原材料供应断裂的严峻风险。同时,美国在“印太经济框架”中拒绝放宽印度农产品关税,而欧盟实施的碳关税政策也对印度纺织品出口造成重创。印度逐渐意识到,单靠依赖西方难以保障国家利益,迫切需要修复与中国的关系,借以拓宽外交和经济空间。2025年印度多地将举行重要地方选举,莫迪政府亟需稳定国内经济。边境紧张局势导致的军费开支激增及贸易障碍,进一步推动苏杰生团队寻求外交上的突破。
苏杰生抵达北京当天,即与中国外长举行了闭门会谈。中方明确提出了“三条红线”:一是涉藏问题不得干涉中国内政;二是边境争议必须通过现有机制妥善解决;三是多边场合不得针对第三方国。印方则回应,将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正常化,主动提出恢复直航、重启人文交流等具体合作事项,表现出开放合作的态度。
根据双方沟通计划,中国外长将于7月底访问印度,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展开第25轮边境问题特别代表会谈。这是继2024年喀山峰会后,两国外长级官员首次在印度本土就边境问题进行直接磋商,外界普遍关注双方能否在“楚舒勒-德普桑”争议地区达成脱离接触的新共识。中方通过“请进来、走出去”的外交策略,既展示出推动关系改善的诚意,也传递出“问题不回避、合作不妥协”的坚定信号。特别是王毅选择在天津会议结束后立即访印,更凸显边境问题在中印关系中的核心地位,同时为莫迪秋季访华参加元首峰会做了良好铺垫。
长期以来,印度在上合组织内多次扮演“规则挑战者”的角色:2024年青岛防长会议上拒绝签署联合声明,2025年初的金砖国家安全事务会议中临时加入“涉巴条款”。本次天津会议,中方虽期待印度在反恐及能源合作领域发挥积极作用,但对其“议题绑架”行为依然保持高度警惕。
中方将印度视为“全球南方重要伙伴”,希望其能在金砖和上合组织框架内共同推动国际多极化进程;然而印度则坚持“有声有色大国”身份,既想借助西方力量制衡中国,又不愿放弃在中俄之间保持“平衡优势”。这种“双重战略倾向”使双方在全球治理等关键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战线。
尽管2023年以来,两军已完成多轮脱离接触协议,但德普桑平原和班公湖区域依然存在实控线争议。印度近年来加速在边境建设永久性军事设施,2024年新增12条战略公路,这与中方“维持现状、对话解决”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,随时可能引发新的边境摩擦。
此次天津会议能否成为中印关系的转折点?三大务实合作议题是否能实现突破?稀土供应链能否稳定并达成初步协议?边境事务磋商机制能否恢复定期化?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反恐情报共享是否能够纳入合作内容?这次会议不仅推动了外交议程进展,更是双方对彼此战略定位的重新审视。当前,全球正经历“分化与重构”,作为全球人口近三成的两个重要发展中国家,中印能否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,在“合作与竞争”之间找到动态平衡,将深刻影响亚洲未来的发展轨迹。正如中方在会谈中强调的:“龙象共舞”不仅仅是权宜之计,更是基于历史责任和现实利益的必然选择,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将“态度转变”真正转化为“行动共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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